国是很大的钟表生产国。钟表制造业逐渐形成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集群式发展结构，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迅速扩张（占企业总数70%以上）。已形成广东珠三角地区、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天津等六个主要产区。主要是石英表和电子表的崛起，抓住了这个机遇，由此对瑞士有档次机械表市场产生威胁，瑞士政府不得不出面组建斯沃琪公司生产电子表对抗新兴的亚洲。
钟表行业发展虽然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也不能忽视企业及其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度和影响力微乎其微，占据世界70%的产量却只占世界30%的产值。钟表行业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产业转型滞后于消费结构的升级；钟表产品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中低档产品积压严重，其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另一方面，适应高消费的供给不足，其技术含量高、质量好的有档次品牌产品仍然依靠进口。因此，当前钟表行业需要加快技术创立步伐，发展企业的核心技术；努力提高产品品质，打造国产钟表；搞好产品结构调整，适应市场变化；抓好员工队伍建设，引进和培养人才等。以此提高的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升空后，翟志刚出舱时戴着一只航天表，这是飞亚达手表，但它的机芯是上海表业有限公司研发的，为了研发这颗“上海芯”，上海表业有限公司花了两年。难的一点是，机芯得符合失重条件，特别是出舱后的外空环境，它的润滑油在正120度和负90度的情况下不渗透、不凝固，从而提高/增加工作正常。而一般情况下，负50度就凝结了。仅从这个指标考量，上海牌就不比瑞士生产的同类表差。在目前进口表和电子表及国内低端、仿冒产品多面夹击的情况下，上海牌手表中一半是生意不好的，只有 10%的中有档次表才有较厚的。
瑞士政府官员和手表厂商对正面报道手表业发展的文章相当敏感。“报道击溃了钟表王国的优越感，他们感到了来自的威胁。他们的广播电台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瑞士钟表如何才能保住其钟表业长期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捍卫其制造技术呢？他们认为制造的机芯质量赶超瑞士较好手表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将视作强劲对手。”
从机芯的技术上看，上海牌已经缩小了与世界名表的差距，在有些指标上已经超过，但是表壳美观度不如瑞士表。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机芯设计的技术力量相当雄厚，外观设计人才则严重匮乏。款式缺少浪漫气息，就缺少竞争力，附加值就不高。
其次是，世界名表的品牌积累长达几百年，培育费用也相当昂贵，商标频频出现在世界性体育赛事和重大会展上，见证历史事件，与社会名流建立关系，甚至在阿波罗登月时也可看到瑞士表的身影。他们很愿意在品牌宣传上坚持长期、的策略，无形资产逐年上升。而上海牌的品牌宣传一直缺少投入，几乎不做广告。
上海牌陀飞轮手表看起来卖得不便宜，单价1万美元，但这只是相对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只有瑞士同类产品的 10%。
还有一个问题涉及手表文化。自产手表的历史只有几十年。建国前是进口表一统天下，文化是外来的。而欧洲手表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培育文化，他们是将手表当作首饰来打造并佩戴的。人长期来将手表当作计时器，追求的是准确度和耐用性。欧洲人除了计时功能外，更讲究血统、款式和美学价值，还有名表俱乐部，以此提升佩戴者的身份。欧洲人将名表摆在大城市繁华地段的饰品店、古董店和拍卖行里出售，人将手表放在文具店、百货店或超市里出售。一年一度的轻奢品展销会上难见手表的影子。欧洲人一人拥有多只手表，轮换戴，这叫修养。人一只手表戴几十年，这叫实惠。
上海只有汇联、曹杨等几家商场里能集中见到上海牌的身影。南京东路的亨得利是老品牌，也许是惺惺相惜吧，他们辟出了全国单独一个上海牌陀飞轮手表专柜。
手表，或称为腕表，是指戴在手腕上、用以计时/显示时间的仪器。 手表通常是利用皮革、像胶、尼龙布、不锈钢等材料，制成表带，将显示时间的“表头”束在手腕上。
从19世纪中期有人将计时挂表装上皮带，戴在手腕上使用开始，逐步改进、缩小体形、美化样式，发展成为手表。
世界上的优先只手表是于1868年由制造给匈牙利的Koscowicz伯爵夫人的。但这种形式的钟表，在当时并不流行。
手表的普及化要推迟至二十世纪初。在1904年，经营珠宝的法国商人路易斯·弗朗索瓦·卡地亚接到飞行员好友亚伯托·桑托斯·杜蒙的投诉：当驾驶飞机时要把怀表从口袋里拿出来十分困难，希望他协助解决这个问题，以便在飞行途中也能看到时间。因此卡地亚便想出了用皮带及扣，将怀表绑在手上的方法，以解决好友的难题。而这种绑在手上的怀表，就是现今的手表。
1911年卡地亚正式将这种形式的钟表商业化，推出了有名的Santos手表。自此以后，手表便开始普及。
经历一个世纪的改进，1967年瑞士人首度将石英钟做成石英表，手表之后也由手动/自动上发条的形式，发展到用石英、电子等显示时间，并混合了较为简单的其他功能，例如计时、月相、量度脉搏等；现代手表增加了更多复杂的功能，如：电子手帐、MP3、手机等形式。而部份手表亦同时变成了手饰的一种，重点已不在显示时间，而在于其设计、品牌、材质（如贵金属及钻石）等特征上。